其隔世信徒宋妍、尹文上说下教，周行天下，虽天下不取，仍强聒而不舍。

民以食为天，对食物的浪费，简直就是罪过。人的生命，生存生活要依赖于各种财物，所以，各种财物即是人生存及更好生活的—周生之本，即财物资源维持生命生存生活的主要功能。

大热天的穿汉服，不是捂痱子嘛。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于是教民以兵行。公孟子问，怎么知道是如此呢？墨子说，你看，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还有越王勾践，他们四个人，穿的衣服不同，但是他们都能够把国家治理的很好，所以我说品行从事不在于穿什么样的衣服。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于是利为舟楫，足以将之，则止。然则为宫室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

3，加用而为，加于民利而加费，即对增加保障的备应进行积极投入。一：墨学节用中所讲的本。墨子为婆罗门教徒说，认为墨家与婆罗门教皆以自苦为极，思想上有可通约处。

儒墨斗法是中国两千年历史上时间最早、影响最深远的学术论战，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前奏。从逻辑推演的角度出发的辨正。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为而不已，操而不择，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根据墨子原意，乃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而已，绝非行仁义之道，同食长子弃大母厚葬久丧同为恶习。与之相对的，清末以至民初，中国知识界始终存在着子学复兴的潜流与冲动（需要指出的是，子学之子，乃诸子百家之子，非经史子集之子）。

当代墨学复兴应当发挥想象力，哪怕先作为思想实验，从旧思想中开掘新资源。方授楚认为《墨子·节葬》篇载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

不仅如此，墨翟伟大的人格精神亦为历代所敬仰，甚至作为墨家论敌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和道家代表人物庄子，都不得不承认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故墨子以前无墨学，墨子诚为墨学开山始祖。即便是在今天，相比从事儒学研究的学术群体而言，像方授楚这样对墨学进行专题性研究的学者，并不算多数。儒家学派另一代表人物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谈到：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

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其三，墨家后学诡辩太诡。几十年过去了，仍然停留在我称之为小乘墨学老路的训诂考据校勘、十论义理诠释外。胡怀琛在《墨子续辨》以墨子推崇火葬，试图证明墨子节俭轻死的行事为人风格同印度佛教徒若何符节。

文中更提出对墨学做现代性诠释的三重方法，即作者意文字意精神意。某种程度上，当代墨学复兴正是要继承方授楚、胡适、梁启超等前贤未竟的事业。

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则兼爱不知别亲疏。即或勉强将说书定为宣传讲学和公开演讲，战国时期稷下学宫云集诸子百家，谈说之士会集稷下者甚众，讲者凭恃口才一日服千人不为异事，岂道儒道诸子无说书，而为墨家独占欤？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出发的辨正。

进入专题： 墨学 。下卷《墨子之姓氏国籍学说辩》，落力回应近代学人对墨子学说的误解和泼污，以一种雄辩滔滔的护教式文体，系统驳斥墨翟非姓墨、墨子为婆罗门教徒、墨子为阿拉伯回教徒、墨子为邢徒奴役等谬说妄见。十数载开新，诸子百家言。故蒙尘之绝学虽有如上之困境，也并不妨碍后人思接千载。今人追溯墨学之源流，一般认为墨家脱胎自儒家，或谓墨子曾学儒，因不满儒家繁文缛节而另立新说，后渐成一大学派，墨家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其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身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训》）。由是观之，墨子实为彼时平民阶层之代言人，其行动和主张可目为对封建贵族政治以及尊周背夏儒家学派的一场思想抗争，对大国止战非攻、弱国强力从事、贵族俭廉节用、庶民兼爱利他，均起到先导性、表率性的作用。

方授楚认为墨学乃由墨子一人所独创，九流多以其学术名家，唯独墨家乃标举其倡导者一人之姓名，足见墨子地位之重要及其学说之特殊。方授楚认为弊在三端： 其一，以墨书为墨子一人所著，其书又包罗万有，而备深湛广博之思。

不但没有让先秦各家文献之学派归属问题得到澄清，反而更陷迷雾。墨家学说经过现代化的诠释，以及原典义理的重光，完全可以开出超越政治儒学的兼具中国特色和普世价值的政治哲学。

继而考辨墨经之作者与学派归属、具列后墨哲学之知识论与实用科学、归正墨义在历史流变中的歧出，更兼百科全书式的视野。而其人救世捍患，更具艰苦卓绝之行，则视墨子为全知全能之天帝矣——弊在以墨学为应付万事而无穷的百科全书，不察古代学问运用于现代社会的可能性与限度。

彼时贵族把持社会阶层的流通管道，平民无由上达，故倡尚贤。胡、梁之外，尚有革命反革命论。倒是暴秦统治，反有拥护的嫌疑，因此不能说革命的。若谓一人一义，在所必诛，已嫌太过。

是则辱我子墨子于地下矣。贵族所行礼乐奢侈淫靡，苛严而厉民，于提高社会最基本之生存条件毫无益处，故倡非乐非礼、节用节葬。

常规而言，无非同中存异，或者异中求同。一个往前看，追慕过去。

其二，不察墨学发生之背景与其演变进步之经过，于其勃兴骤衰之理，无所了解。谬论与偏见包裹以大言凿凿和雄辩滔滔，竟致不少人信以为真，殊为可悲。

彼时墨学复兴，无论是知识界还是教会界，都不过是把墨家作为打击（或会通）儒家的工具，以树立墨教的新偶像来取代儒教的旧偶像，有着极强的功利主义色彩，背后是彼时国人对于中国万事不如人的文明失落感。彭永捷在肯定张斌峰、张晓芒对墨学开拓之工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批评。以上谬误多涉及义理与考据，方授楚在《墨学源流》中对之辨析甚详。墨家与儒家并称战国时期两大显学，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孟子·滕文公》），世之显学，儒墨也。

若腐心于区区文字之末，而曰此墨学也。又以墨学之创发乃截断众流，凌空蹈虚，前后无所承续，犹如犹太教先知口传神谕而不知其学所自。

学人多勇于天马行空的疑古和发明，疏于谨严笃实的考据辨析，正是有所明、有所见、而弊亦随之。胡适、梁启超弘扬墨学的动机，是期望引入墨家兼爱非攻，苦行济世的群体模范和墨翟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伟大人格，以此改良国人长久形成的冷漠、自私、麻木、残酷的民族劣根性和国民性格。

就外部因素而言，秦火和汉武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墨学的传授始有衰微，但不能谓其全为政治环境所逼迫。今人看来，墨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超越一己血亲，突破五伦关系，走向互动现场式的第六伦（兼相爱，交相利）。